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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转载】风 灵:体制与素质都只是“方便的”借口  

2014-07-06 09:01:31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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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:2014-06-30 14:48 作者:张白烨

   

 
  某种意义上,将中国目前的情况归咎于政治体制或者人民素质,都是一种“方便的”借口。谓之方便是因为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,即一定的“实用性”。谓之借口是将问题过分地简化了,简化了思考,模糊了方向,混淆了主次。
 
  不是一切事情都可归咎于政治体制,但也不能一切事情都只怨自己命苦,而不怨政府。标准很简单,责权利是不是统一。收了钱就该办事,不办事或者办砸了就该负责,或者文绉绉一点,受人之托忠人之事,正常的世界都通行这个规则。
 
  社会主义国家,国家和社会合为一体,多项社会职能由国家单独或主要行使,如慈善、教育、媒体、宗教、社区管理乃至社会成员的平等和福利……这些领域出了岔子,当然问责国家,问责体制。国家因要履行这些职能,先就攫取了大量资源,以国有制(公有制)为基础的经济体系,以及私有化部分征收大量的税费。要当全能型国家,当然要负全面的责任,这和很多国家的有限政府不同。美国枪击案可以不怪政府,但贵州毕节5个孩子死在冬夜的垃圾箱里,国家不负责谁负责?不管孩子的父母如何,家庭如何,家乡如何,文化如何,乃至小孩子自身多么多么不好,都不是他们就这样死掉的理由,因为国家对它的国民承诺了生存权,而且它确实也有保障每一个国民不因饥寒而死的资源。
 
  人民是有基本的是非观的。国家现在不直接干预家庭了,所以再没人找组织要分配个老婆,即使家庭法还远非完善。市场开放了,做小生意的主要都靠自力更生,国家不去找他麻烦,他烧高香都来不及,怎会没事去怪罪体制?实际上,很少有人会把一切事情归咎于政治体制,所以责怪人们“泛政治化”多是打稻草人。责怪体制,通常都因身受其害。
 
  受到了体制的迫害,抱怨乃是人之本能,不应强求受害人是道德标兵,考察他是不是做到了一切他应该做的。就象被强买强卖了劣质产品或者被强盗抢了钱,当受害者捶胸顿足骂强盗的时候,不应拷问他是不是尽了最大努力与强盗搏斗。体制的不合理性有相对客观的标准,而每个人是否尽了最大努力,旁人无从判断,一定要判断,也多是将自己的标准强加于人,后果不言而喻。每个人都应被推定为了解自身的利益所在并采取了适当的举措,在此基础上,只能通过充分讨论寻求更多共识。
 
  国家应该做而没做或没做好的事,当然首先要求它负责,或者做好,或者退钱,没做或没做好,往往是体制问题,自然要追求体制变革。这个道理我们每个人小时候都懂得,大了反而糊涂了。小孩子做错了事,父母应当勒令他改正且防止他再犯,而不仅仅帮他收拾烂摊子,即使改正错误很困难,甚至不惜家暴,也一定要求他改,不然烂摊子永远也收拾不完。国家收了大笔钱不做事,民间再募捐去帮国家做。这种“慈善”只可救急,绝不可当作长期的事业,更不可当作唯一可行的“实干”路线。要知道,每替国家帮一个人,可能会造成十个百个隐患。辛德勒名单再长,比起纳粹集中营里的受难者,永远沧海一粟。要解决问题,还是得靠盟军铁骑。正义是“惩恶扬善”,惩恶更在扬善之前。何况,辛德勒这种人,因其无私,必定稀少,也不可能成为社会赖以生存的支柱,而他注定的穷困结局,更压制了这种人的出现。幻想人人都能成为辛德勒只能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。
 
  二
 
  “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”,这句话泛泛而谈或者从长期的历史演化角度,是正确的。比如我也认为,之所以神州有这样的政府,大抵是人民太小白,too simple, too naive,而政府虽然十分愚蠢,却比人民狡猾那么一点。
 
  但如果再往前推一步,推到“要改变政府(体制),只有先提高人民的普遍素质”,那就大谬不然了。把社会主义欧洲改造成资本主义美国,或许可以寄希望于提高人民素质;或者想改变拉美或印度,也可从改变文化着手。但如果换成了朝鲜,我如果致力于“在现行的体制下,脚踏实地,努力一步步提高朝鲜人民的素质来改变朝鲜的极权统治”,旁人肯定认为我是在讲不好笑的冷笑话,如果我说我是认真的,多半会被劝去医院检查身体。谁都知道,朝鲜人民的素质是啥水平,但朝鲜该怎么改?显然不是先改变人民。当然,朝鲜即使改变了制度,也难以短期内成为世界强国,那时再讨论素质不迟。
 
  因此,有时候我们可以谈素质,但在东德和西德之间谈素质,在朝鲜和韩国之间谈素质,那只能是无事生非,缘木求鱼。
 
  中国的问题介于二者之间,人民的自由限制在一定的经济范围内,而政治,尤其是思想和军队,和朝鲜没有本质的区别。因此,试图改变体制仍然首要任务,特别是一些基础性的制度,可以推动整个社会前进的制度,比如,思想自由。
 
  思想被严格管制,提高人民素质是个伪命题。没有自由表达、自由交流和自我教育,民众的素质不可能普遍提高。可能花三年反洗脑成功一个,但与此同时,洗脑流水线上又多了几十万几百万个新产品。这不是偶然,而是因思想被管制,和市场被管制类似,所产出的有价值思想是极为稀缺的资源,既难以获取,也难以传播,远远不可能满足需求。
 
  那是不是就无事可做,只能陷入“先有鸡还是先有蛋”的死循环之中呢?当然不是。既然自由有限(并非完全没有,这是和朝鲜不同之处),有价值的思想稀缺,就必须用在刀刃上,即社会精英的自我提升之中,而不是大量浪费在大众教育中(顺带的除外)。中国社会之所以不成功,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知识精英的素质太差。相对国中普罗大众谓之精英,但较之先进国家的精英,差距明显。但精英获取有价值信息的能力和渠道显胜一般大众,完全有提升的空间,只是自我完善和平等交流的意识尚为欠缺,基本处于各自解读的盲人摸象阶段。如果知识精英的思想水准能有明显提升,并能在充分且有效的交流之上达成某些基本共识(不须人多,数百足矣),则取得某一点重要的突破(比如言论自由的突破),应非难事。
 
  补:在中国,不管那派,一般都强调人民决定论,强调人数,认为“人民”具有天然的正义性和力量,但这种认知似是而非。实际上,历史上有价值的进步,无论思想或社会进步,都基本应归功于个人或者少数的一群人。推动社会关键性转型不需要人人都上,人民战争的思想不可取,发动群众闹革命,一般都没有什么好结果。群众太容易被利用,只能理解口号,难以理解思想,历史不是人民写的。因此,虽然长期而言,文化决定精英,但短期内,精英确实可以也应该从其他的渠道求得资讯(从国外取经以改变本国,这在历史上已多有先例),并成长为社会变革的主力。

来源: 自由之风 | 来源日期:2014-06-29 | 责任编辑:张白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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